臺灣近年面臨的治理挑戰，根源於「決策機制」與「社會成本承擔」間的嚴重脫節，從引發產業震盪的限貸令政策、能源轉型的路徑爭議，到國際經貿協商的社會溝通不足。
中華企業策略永續發展學會創會理事長 莊鈞翔博士深感，這些問題共同凸顯一個核心癥結：「中央決策過程缺乏有效的問責機制。」
當政策失靈的代價全由民間承受，而決策者無須負起相應責任時，便形成了【 決策失誤 — 社會抗爭 — 政策轉彎 】的惡性循環；臺灣策略治理的結構性困境，可客觀地從韓國2017年的「燭光革命」作為啟示與醒世良方。
韓國燭光革命始於2016年10月，導因於時任總統朴槿惠的親信干政醜聞，事件揭露總統濫用職權勾結財閥並涉及國家機密外洩，公民社會透過持續數月的燭光集會動員逾千萬人次參與，最終在2017年3月促成憲法法院彈劾總統並推動後續憲政改革。
這場革命不僅是政治抗爭更是一場制度重構運動：
1、它催生了「高級公職者犯罪調查處」、「國會聽證強制回應機制」等創新制度。
2、將政策問責從抽象口號轉化為具強制力的法律義務。
3、燭光革命的核心精神在於「透明、參與、救濟」三原則。
4、其成功證明公民行動能迫使權力結構改革。
臺灣若要在當前治理危機中尋求出路必須借鏡韓國經驗，從三面向深度改革：
1、決策透明化
2、損害救濟制度化
3、公民參與機制化
莊鈞翔博士以此為主軸，剖析臺灣現行制度的盲點並提出具體修法藍圖：
一、決策透明化：打破黑箱作業的民主工程
（一）專家政治的盲點與改革：從韓國陽光政策到臺灣法制缺口
臺灣中央決策長期依賴「專業判斷」，例如中央銀行突襲式限貸措施，僅透過理監事會議決議，缺乏完整的產業影響評估與公眾聽證，此模式衍生兩大問題凸顯與韓國改革後的落差：
1、資訊不對稱的法制漏洞：
以能源政策為例，「2025年再生能源占比20%」目標設定時，台電內部評估報告早已指出電網韌性風險但從未完整公開，依據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第6條規定：「行政機關應主動公開涉及公共利益之決策過程資訊。」實務上，機關常以「內部研商資料」為由拒絕，此舉違反該條「最小限制公開」原則。
韓國燭光革命後推動的「陽光政策」則徹底變革，強制行政機關公布政策影響評估的原始數據與模型，並建立「政策版本追溯系統」要求記錄每個修正決策的依據；臺灣應修正《行政程序法》，增訂「重大政策公開條款」，明定部會須在政策形成階段公布「成本效益分析報告」與「替代方案比較」，並開放公民團體提專業意見以彌平資訊鴻溝。
2、利益衝突把關不足的風險：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監理尺度調整，常受政治週期影響，形成【 監理寬鬆 — 風險累積 — 危機爆發 】循環；《行政程序法》第32條雖規定：「公務員執行職務時，有利益衝突者應自行迴避。」但對「政策性決策」的迴避標準模糊導致實務難以落實。
韓國設有「政策聽證直播平台」，使專業辯論接受公眾檢視，臺灣應參考此制，在行政院下設「決策透明委員會」，由獨立專家監督查核利益申報並將聽證過程納入《行政程序法》修正範疇。
（二）國際協商的民主監督缺口：臺灣條約締結機制的再造
臺灣參與國際經貿談判時，常以「國家安全」或「談判策略」排除監督，例如申請加入CPTPP時農業開放衝擊評估僅含糊帶過，違反民主原則；韓國在燭光革命後修訂《通商條約締結程序法》明定談判文本須提前60天公示，並在農業縣市舉行強制聽證會更設立「貿易調整援助基金」，從關稅收益提撥3%作為產業調適經費。
臺灣現行《條約締結法》未具體規範監督機制，應修法建立三支柱：
1、影響評估前置化：
重大國際協商文本須於談判開始前90天向立法院提交「影響評估報告」，並依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第6條全文公開。
2、財務緩衝制度化：
設立「條約衝擊緩衝基金」，資金來源從預期效益提撥固定比例，受《預算法》第34條監督。
3. 公民參與實質化：
設置「國際經貿公民觀察團」由產業、勞工、環境團體代表組成，賦予其依《行政程序法》第54條提出異議權。
此改革將使臺灣協商過程如韓國般透明，杜絕黑箱。
二、損害救濟：建立政策失靈的法律防線
（一）國家賠償機制的改革：從韓國推定過失到臺灣舉證困境
現行《國家賠償法》第2條規定：「公務員執行職務，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人民權利者，國家應負賠償責任。」此條要求受害人證明公務員「故意或過失」，使政策造成的廣泛損害幾無救濟可能，例如限貸政策導致中小建商資金鏈斷裂，受害者因「政策裁量權」原則難以求償（參見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423號判決）此為臺灣制度重大缺口。
韓國2018年修法引進「重大過失推定原則」：
若行政機關未合理進行「成本效益分析」或「影響評估」即推定具過失。
臺灣也應在《行政程序法》中增訂「政策型損害救濟專章」，建議重點包括：
1、舉證責任轉換：
行政機關須證明已盡「最小損害評估義務」，否則依《國家賠償法》第2條負賠償責任。
2、 集體訴訟簡化：
10家以上企業受同一政策衝擊時，適用《民事訴訟法》第44條之1簡化程序，降低司法門檻。
3. 專業法庭設置：
在高等行政法院設「政策訴訟專庭」，聘經濟學家、統計學家擔任專家證人，確保裁判專業性。
此制將如同韓國燭光革命後之制度，使「救濟路徑法律化」。
（二）風險治理的前瞻性制度：建構跨世代正義框架
臺灣政策常陷「頭痛醫頭」模式，如旱災才限水、缺電才規劃電廠；《預算法》第34條要求特別預算說明財源但對「長期財政影響」缺乏規範。
觀韓國設「未來世代委員會」成員40%為35歲以下青年，有權對「造成跨世代負債」政策提出異議並強制附「50年成本效益分析」。
謂此，臺灣改革應聚焦三點：
1.、財政影響評估法制化：
修正《預算法》第34條，要求特別預算提交「30年財政影響評估」並納入公民參與。
2. 風險預警系統建置：
設立「政策壓力測試中心」定期發布「社會風險預警報告」，依《災害防救法》第22條強化預警機制。
3. 監察權擴張：
在監察院下設「政策預警調查官」，主動審查系統性風險決策賦予其依《監察法》第3條調查權。
此架構借鏡韓國經驗，使治理具韌性。
三、公民參與：從街頭走向制度的民主深化
（一）直接民主的機制升級：韓國請願制與臺灣公投門檻的對比
臺灣《公民投票法》第23條設「雙二一門檻」（投票率達25%、同意票過半），實質限制公投效力。
觀韓國「國民請願制度」則規定，20萬人連署即可啟動國會審議並結合「政策模擬平台」讓民眾設計替代方案。
此落差反映臺灣參與機制落後；改革方向應包括：
1、 數位民主系統法制化：
將「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」升級為具法律拘束力的系統，明定於《行政程序法》新增條文。
2、參與式預算擴權：
地方政府試辦「參與式預算2.0」，允許公民依《地方制度法》第20條直接決定5%年度預算用途。
3、請願法強化：
修訂《請願法》，降低連署門檻至10萬人，並強化國會回應義務，違者依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》第10條究責。
此將使公民參與如韓國燭光革命精神，從「街頭抗爭轉為制度影響力」！
（二）媒體監督的法制強化：事實查核與公共問責
韓國將「事實查核」納入《放送法》，要求錯誤報導於黃金時段更正。
觀臺灣《衛星廣播電視法》第27條雖規定「平衡報導」，但實務流於形式削弱政策監督。
建議我國應修法重點：
1、原始文件索引義務：
重大政策報導應附「原始文件索引」，違者處以停播處分並明定於《廣播電視法》修正草案。
2、調查報導獎勵機制：
設立「事實查核基金」獎勵深度報導，資金來源依《預算法》第34條編列。
3、獨立監督機構：
於NCC下設「政策傳播審議委員會」監督媒體履行公共問責，職權比照《通訊傳播基本法》第6條。
此制將強化媒體如韓國燭光革命中的第四權角色。
【建構韌性治理的憲政藍圖—臺灣永續之路】
臺灣治理改革不能僅停於政黨輪替而需建立「抗風險」體系，中華企業策略永續發展學會創會理事長 莊鈞翔博士引用韓國燭光革命證明，變革需三支柱：
1、透明化決策鏈
2、法律化問責路徑
3、制度化公民參與
當前正是推動「治理3.0」的關鍵時刻，臺灣人民應主動請願建構「錯誤可修正、損害可救濟、公民可參與」的韌性制度！
具體憲政藍圖包括：
1、決策透明化：
修訂《行政程序法》，強制政策全程追溯。
2、損害救濟制度化：
擴張《國家賠償法》適用，增設政策專庭。
3、公民參與機制化：
革新《請願法》與《公投法》，落實數位民主。
深信此改革，不僅是民主深化必經之路，更是臺灣在國際變局中維繫自主性的制度基礎；韓國燭光革命始於公民覺醒，終於制度重生！
臺灣當以此為鑑，將抗爭能量轉為永續治理動能，方能走出典範危機邁向策略治理新紀元！
企業策略軍師智慧錦囊
「不先商議，所謀無效；謀士眾多，所謀乃成。」
箴言15:22